20世纪的图书馆，曾经养育和滋润了几代文化名人。这些文化名人把图书馆当作知识的港湾，文化的载体，文明的殿堂和信息的集散地。这些文化名人与图书馆在20世纪的中国这一特定的时空相遇，其延伸轨迹出现了动态的时空组合。于是，思考了实践，梳理了思绪，凝聚了理论，激活了学术，把思想的放飞、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整合，融进了新的时空组合。

　　在20世纪来临的前夜，开明的维新派人士提出开设公共性的藏书楼。其中的一部分在以后逐渐演变成初期的公共图书馆。

　　1902年，浙江绍兴的徐树兰筹建古越藏书楼，两年以后正式开放。与此同时，湖南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也先后建立。而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也于1912年正式开放。

　　近代大学图书馆的产生比近代公共图书馆要更早一些。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于1894年建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图书馆于1902年成立。中国图书馆的走势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走强。据统计，到1930年，全国有各类图书馆2935所，1936年达到5196所。前身为京师图书馆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29年和北海图书馆合并，藏书50余万册。同时这一时期的通俗图书馆被改为民众教育馆，到1935年已达1225所。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对这一时期的图书馆的阐述可谓言简意赅：近代图书馆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其宗旨是对文献藏用并重，而以用为主；管理上逐渐形成了从采集、分类、编目、典藏到阅览、宣传、外借流通、参考咨询、情报服务等一整套科学方法。

　　同一时期以及后来产生的文化名人，便都与当时图书馆的发展有着相依相袭的各种联系。

　　康有为

　　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一生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他在周游世界各国的旅行中，每每喜爱参观当地的图书馆。但是他时刻不能忘怀的还是故国的藏书楼。以他的《丹墨游记》为证：“澹如楼者，吾先中丞公所筑，环二塘二堤，依松台而临榕径，四面人家相映，藏书数万卷于是。吾少年自十四岁至三十岁读书于是，晨雨夕月，携册而吟，徒倚个俳徊者久之。”他从澹如楼里搬出一帙一帙的书，在百年古桧下，或坐或卧，放声朗读，吟诵其间，陶醉其中。年纪稍长，便专精涉猎，博采旁搜，以至在30岁时，几乎读完了着名的中国古代典籍群书。他泛读了数万卷藏书，还看到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地球图和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人译书，视野拓展，学贯中西。

　　缪荃孙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缪荃孙曾任国史馆纂修、民国清史馆总纂，一手创建我国近代南北两大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同时缪荃孙是遐迩闻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一是购自私家藏书，二是购自书肆，三是友人相赠，四是相互传抄。在他的藏书中，最多的是刻本。其中宋刻本45种、元刻本58种、明刻本498种。其次为旧抄本，共331种，《明太祖皇帝实录》、《穆宗皇帝实录》为明抄蓝格本，《册府元龟》为明绵纸蓝格抄本。再次为名人批校本，共135种，还有多出自清代名家之手的手稿37种、日本刻本29种、韩国刻本2种。凡此种种都标志了缪氏藏书的高品位。缪氏赞赏明末清初曹溶的“古书流通”主张及流通古书法——藏书家之间相互传抄以通有无、出资刻印以广流传。为此加紧编订自己藏书目录公之于世，以利传抄，同时积极参与刻书工作，对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可以说是成绩卓然。

　　王国维

　　国学大师王国维编译的《世界图书馆小史》，原据《英国大百科全书》第9版《图书馆》。此文编译后即于1910年连载于《学部官报》，后又发表于1935年《图书馆学季刊》第9卷第3、4期上。这是西学东渐介绍西方图书馆史的第一篇系统之作。

　　梁启超

　　梁启超亦倾心于图书馆，早在1896年7月，在由他主编的《时务报》创刊号上，就称“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这里的书籍馆即图书馆。他在晚年对目录学、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对全国图书馆界的领导，对历代国学的整理、考订以及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等，都一一传为佳话。

　　张元济

　　张元济不仅是出版家，而且是图书馆学者。他创办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1903年，张元济在上海应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翌年便开始筹建编译所资料室，“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他的目光向国内大藏书楼的珍本善本延伸。1909年，资料室改名为涵芬楼。1926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三十周年馆庆之际，由张元济提倡把新建楼命名为“东方图书馆”，善本书藏于该馆三楼，仍名“涵芬楼”，是东方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张元济和同侪的努力下，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藏书迅速增加，上世纪30年代初，藏书已达463000余册。1927年，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翌年开办了图书馆讲习所。1930年增设儿童图书馆。以后他又创议设立流动图书馆，携带大批图书赴浙江、江苏各县、镇，供公共机关陈列、借资展览，并随地调查社会教育状况，为中国图书馆进一步面向社会开辟了通途。张元济和叶景葵等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请来顾廷龙主持馆务，自然留驻图书馆发展史。

　　鲁迅

　　鲁迅对我国现代图书馆特别是对北平（今北京）市的图书馆建设也做了大量工作。查阅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可以看到有关图书馆建设的记载达94次之多，内容涉及馆址选择、藏书建设、人员配备等。北京图书馆至今还保留许多鲁迅参与北图建设的珍贵文献。鲁迅曾据理力争使两部举世闻名的珍贵典籍——被浩劫后的《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得以入藏京师图书馆。鲁迅还向许多图书馆赠送自己的着作和各种图书。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及故乡绍兴的剡中国书馆等，都受到他的馈赠。1928年夏，鲁迅携许广平到杭州旅行。不知情者以为他去度蜜月，而实际上他一连七天都泡在浙江图书馆，为的是研究该馆收藏的《四库全书》。

　　王云五

　　王云五的学术生涯与图书馆紧密相连。他三年读完36巨册大英百科全书。他周游欧美时，除了考察出版业，还到各地图书馆读书。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花了10天时间，一口气读了900余种有关管理的书刊。他一生中创立了两大私立图书馆，并对民众开放。它们就是于1926年开馆的上海东方图书馆和于1974年在台北落成启用的云五图书馆。王云五还发明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和“四角号码检字法”。这是图书分类编目工作领域的重大改革，使得由他所主持的东方图书馆在当时堪称为一所管理完善的图书馆。王云五在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长时间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从编印各种有系统的小丛书入手，以充实图书馆的丛书收藏。自1922年到1927年先后出版了500多种各科小丛书，方便了图书馆的系统采购。他从东方图书馆的各科优良图书中精挑细选，并经过科学整理，再大量出版、发行，分期供给各类图书馆，免除了有些图书馆不知如何选书的困扰。由于大量出版发行，一版再版，成本降低，售价低廉，十分有利于图书馆购藏。王云五在历年出版的各种丛书的基础上，存精去芜，出版了《万有文库》。《万有文库》选定国学基本丛书100种以及世界名着、参考着作，共收图书1010种、2000册，计达11500万字。因《万有文库》包蕴古今中外，百科俱全，预约数竟达8000部。由于这套丛书的推广，全国各地图书馆纷纷成立。据统计，依凭这套丛书而成立的图书馆达2000所以上。据当时在上海通志馆工作的胡道静说：自从《万有文库》出版后，每个中学都很容易地成立一个图书馆……

　　我们只要留心图书馆的创立和发展，就不难发现其中有文化名人的智慧和心血；我们只要关注文化名人的文化行踪和思想轨迹，就不难认识其中有图书馆的铺垫和激励。20世纪图书馆的发展印迹和文化名人的延伸屐痕在时空上高度吻合，在探索“图书馆与文化名人”的名义下，竟有那么大的研究空间和理论收获的喜悦！

　　在综合寻觅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的延伸轨迹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许多趣闻与轶事，它们如同熠熠生辉的珠宝镶嵌在20世纪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乃至中国文化发展史上。

　　洪业

　　历史学家洪业（煨莲）在兼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时，曾派馆员每逢星期日到市场收购废纸。这些废纸有日历、药方、符咒和文字读物。然后他就带领学生查阅这些破烂，从中觅宝。在废纸堆里，竟然找到不少有用的文献资料，如清人档案和清崔述《知非集》。借助后者，洪业在《史学年报》上发表了《崔东璧书版本表》。

　　陶行知

　　陶行知说：“中国有三种呆子：书呆子、工呆子、钱呆子。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工呆子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钱呆子是赚死钱，死赚钱，赚钱死。对于书呆子我是劝他们少读点书，多干点有意义的事，免得呆头呆脑。因此，我从前在晓庄办了一个图书馆，叫做‘书呆子莫来馆’。但是一方面叫书呆子不要来，一方面为什么又要图书馆呢？要叫工呆子钱呆子多看些书，把头脑弄得清楚一点，好把世界的事看个明白。但书是一种工具，只可看，只可用。看也是为着用，为解决问题。断不可以呆读。认清这一点，书是最好的东西，有好书，我们就受用无穷了。正是：‘用书如用刀，不快自须磨，呆磨不切菜，何以见婆婆。’”

　　杜定友

　　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杜定友是被誉为“中国图书馆史五个第一的创造者”：1922年3月，在广州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图书馆专业训练班——广东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培养了一批图书馆专业人才；1924年6月，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份图书馆专业刊物——《图书馆杂志》；1926年1月，在上海主办全国第一次图书馆展览会；1933年，出版了《图书馆表格与用品》，并在上海开办了我国第一家中国图书馆服务社，推进了图书馆用品的标准化；1952年8月，在广东省图书馆试行部分书刊开架，为我国省市图书馆开架借阅带了个好头。

　　姚石子

　　姚石子是上世纪初上海地区的大藏书家。他主持家务后，把图书馆格局带入家院。他把家院内许多楼、堂、馆、室作为专门的藏书、读书之所，还署有专称。其中“松韵草堂”即据其远祖姚宏绪51卷《松风余韵》而得名；“古欢堂”以搜集与研读古籍为乐；“怀旧楼”大多是史籍；“棣华香馆”专藏祖传典籍。后来姚石子还造了“华鄂楼”，是给孩子作书室用的。“自在室”是他自己的书房，又称“观自在室”。“观自在”是梵语，意指通过读书修养来观察人生和世界。他又把主要的藏书室名为“复庐”，寓有自勉读书报国之意。“七襄楼”则属于妻子的书室。这些书斋，分门别类地置放着统一规格的书架和书橱，陈列着以线装书为主的各种古今书籍。1925年10月，姚石子与同侪创建了由他任馆长的张堰图书馆，其藏书正是来自家庭图书馆的藏书。曹聚仁把这个图书馆写进了长篇国文故事《粉笔屑》。洋洋十三四万字，在1935年《中学生》上连载，是给中学生阅读的。在故事中，曹聚仁还借学校召开国文学科会议讨论国文科用书，提出应当给学生开一张比较适用的书目。

　　从众多文化名人的趣闻轶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的紧密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20世纪，少有远离图书馆的文化名人！事实上，发生在20世纪图书馆中的文化名人的趣闻轶事已成为研究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的珍贵的史料。

　　在整个20世纪中国图书馆发展过程中，文化名人对现代图书馆的呼唤及其实践始终没有停止过，他们顺应了图书馆发展的客观需求，以其理论奠基和文化行为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

　　蔡元培

　　蔡元培认为要发展教育事业，培育天下之英才，办好图书馆是重中之重。

　　李大钊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图书馆教育家，1919年2月发表《图书馆教育问题》的演讲，提出“添设图书馆专科或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并说“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

　　陈寅恪

　　史学大家陈寅恪就是在图书馆酝酿了“柳如是”课题。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启动了这个学术念头，并曾多次赴合众图书馆查阅钱谦益诗文集和钱曾所作牧斋诗注。以后又依靠图书馆查找了大量文献资料。陈寅恪为这部《柳如是别传》旁征博引各种典籍多达600余种。其中诗文集（包括戏曲）约240种，史书、年谱约170种，方志约50种，如果包括看过而未引用的书刊，当逾千种。可以说是图书馆帮助陈寅恪完成了这部80万字的巨着。

　　戈公振

　　戈公振的代表作《中国报学史》自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久销不衰，多次重印

　　《中国报学史》所用材料翔实可靠是公认的，其重要来源是沪上各家图书馆。其中，徐家汇藏书楼是他去得最勤的地方。当时主持藏书楼日常事务的是徐宗泽修士，是徐光启的后裔，本人也是一位学者。他和戈公振以学相会，一见如故，使戈公振能方便出入藏书楼，充分利用藏书楼丰富的馆藏，尤其是上海开埠以来外国人所办的早期报刊。戈公振日后曾多次对侄儿戈宝权提起过徐宗泽和藏书楼对他着书提供的帮助。

　　吴晗

　　吴晗的学术研究大多为史实考证，于是图书馆便成了他的学术源泉。他说，“图书馆最大使命是在节省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使学者能够用最少的时间，满足他所探讨的事物。”吴晗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读得最多的是明史书籍，读完2900余卷《明实录》后，他注意到《明实录》关于胡惟庸党史案记载虽然文字很多，但诸说不一。于是决定抓住这个线头，清理这个疑案。他在图书馆借助大量资料，分析比较，研究探索，终于推翻了旧说，有了理论成果。1932年，在《燕京学报》第15期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这篇颇具影响力的考据性论文，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

　　范文澜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令人倾服。不少人认为此书可与干嘉学者的着作相媲美，实为传世之作。范文澜喜结硕果的奥秘正在于读尽人间万卷书，是千百次地出入于他先后执教的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图书馆后写成的。图书馆已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学术思想的集散地。

　　通过图书馆与文化名人的联系，我们可以领略众多熟悉的图书馆的学术风采，也可与众多在图书馆辛勤耕耘的文化名人对话。从中，可以沉思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可以寻觅文化名人出入图书馆、编织理论思维的文化踪迹，亦可从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的延伸轨迹中，揭示时空组合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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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书馆相关的名人

　　毛泽东

　　1911年 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从读者中吸收新民学会会员，并同李大钊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20年代初毛泽东创办湖南青年图书馆，创办设有图书馆、室的湖南自修大学和农民运动讲习所。

　　李大钊

　　1918年1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他任图书馆主任的5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北大图书馆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因此，李大钊堪称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古代藏书楼是我国图书馆的前期形态，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藏书楼的主要特征是封闭性，是保守的藏而不用或藏而难用。而现代图书馆的特点是开放性，其基本理念是公共、开放、共享，最大限度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李大钊指出了我国古代藏书楼与现代新型图书馆的区别，他说：“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是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李大钊文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17页）


　　周恩来发起成立觉悟社，也设图书馆。他还倡导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流动性图书馆。

　　着名学者柳治征任江苏省国学图书馆馆长时帮助过唐圭璋、蔡尚思，使十多万册精籍得以保留。

　　陆游以79岁高龄掌管国家藏书楼。

　　华罗庚兼过清华大学数学系资料室图书馆中的管理员。

　　陈景润初露头角是供职厦门大学图书馆那会儿，他在图书管理员岗位上很快就写出颇有见地的数论文章。

　　歌德作为一个图书馆员和领导者，与魏玛图书馆结下30多年不解之缘。

　　本杰明·富兰克林小时候组织勤读会参与借书管理工作，后促使全美洲第一所公共图书馆诞生，并主持馆务。